一个繁荣社会如何一步步衰败到崇祯的地步？

致命的U形弯

崇祯十七年(1644年)旧历三月十九日，是明朝最后一个皇帝朱由检上吊自杀的日子。在此二十多天前，内阁大学士(类似现在的副总理)蒋德绿和皇上顶了嘴，说了几段为时已晚、但在我看来仍然非常要紧的话，惹得皇上大怒，蒋德璟也因此丢了官。

这次顶嘴起源于对加税的不同看法。五年前，崇祯十二年春，皇上在全国范围内加派730万两白银，作为练兵费用，叫做练饷。这是崇祯即位之后的第四次大规模加税，全国人民的纳税总额至此几乎翻了一番。皇上加税虽然也是出于无奈，但也觉得心虚，税费一加再加，老百姓方面会不会出什么问题?杨嗣昌是当时的兵部尚书(类似现在的国防部长)，他办事认真，聪明干练，替皇上做了一番阶级分析。

杨嗣昌说：加税不会造成伤害，因为这笔钱是加在土地上的，而土地都在豪强手里。杨嗣昌以上次加征的剿饷为例，一百亩地征三四钱银子，这不但没有坏处，还能让豪强增加点负担，免得他们钱多了搞土地兼并。这种分析听起来颇有道理。

此外，皇上还听过其它一些支持加税的分析。

有了这些分析的支持，皇上又征求了另外两位内阁大学士的意见。这二位也赞成加税，于是皇上拍板定案，加征练饷。

但是，一晃练饷征了五年，原来企图解决的问题不但没有解决，反而加重了。官军照样不灵;清兵还在闹着;李自成更由战略性流窜转为战略性进攻，从西安向北京进军，已经走到了大同一带;杨嗣昌本人也在与张献忠的作战中失利自杀。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一位叫光时亨的给事中(近似总统办公室负责监察工作的秘书)给皇上写了份奏疏，他认为，加征练饷的政策是祸国殃民的政策，应该追究倡议者的责任。

按照规矩，这份奏疏先由内阁大学士过目，替皇上草拟一份处理意见，再交皇上最后定夺。于是内阁大学士蒋德璟就替皇上草拟了一段话，大意是;以前的聚敛小人，倡议征收练饷，搜刮百姓，导致人民贫穷，种下了祸根……。皇上看到这段话很不高兴，这练饷明明是他拍板征收的，蒋德璟却说什么“聚敛小人”，谁是小人?皇上把蒋德璟叫来，当面质问。

蒋德璟心里想的小人是杨嗣昌，但杨嗣昌死在岗位上，皇上对他一直心存好感，蒋德璟不敢直说。皇上心里想的小人是他自己，他怀疑蒋德璟在指桑骂槐，非要问个明白不可。于是蒋德璟就拉出一只替罪羊来，说他指的是前任户部尚书(相当于现今的财政部长)。皇上不信，为自己辩护道：联不是聚敛，只想练兵。

蒋德璟道：皇上当然不肯聚敛。不过那些部长的责任却不可推卸……。后边的话还长，总之蒋德璟顶嘴，皇上震怒，蒋德璟又为自己申辩，诸位大臣替他讲情。最后户部尚书主动站了出来，把责任都揽到自己头上，皇上的火气才消了一点。

这位蒋阁老是福建人，回家后便给皇上写了一份奏疏，进一步解释自己的思想。奏疏的大意是：现在地方官以各种名义征税，追讨拷打，闹得百姓困苦，遇到叛贼反而欢迎，甚至叛贼没有到就先去欢迎了。结果，兵没有练出来，民已经丧失了，最后饷还是征不上来。因此我想追究倡议练饷者的责任。我这样做很冒昧，我又傻又直，罪该万死。随后引罪辞职。

崇祯很要面子，心里却不糊涂。他容许蒋德璟辞了官，不久又取消了练饷。清朝的史学家赵翼推测崇祯罢练饷的心理，说了一句很简明的话：“盖帝亦知民穷财尽，困于催科，益起而为盗贼，故罢之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