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敌后游击战的重大战果:建立了规模庞大的根据地

    敌后游击战的重大战果:建立了规模庞大的根据地

    日本人终于认识到,他们新的挑战,来自于共产党和毛泽东领导的游击战。日军战史《作战日志中的中国事变》中显示,日本华北方面军在1940年已经将共产党游击队作为“最大癌患”,并编辑《剿共指南》通报全军。

    华北方面军作战主任参谋、计划起草人岛贯武治大佐在对八路军游击战进行所谓深入调查后得出结论:“他们是党、政、军民结成一体的组织,具有明确的使命观。”在最初对八路军和游击队的扫荡中,日本方面所谓最了解中共实际情况的第2科(情报)参谋认为:“中共具有惊人的实力。在百团大战中,我军的扫荡作战仅仅将其驱散,并未取得歼灭的成果,终归徒劳。对擅长游击战及退避战术的共军,以武装讨伐,犹如驱赶苍蝇,收效极微。因此,主张招抚分散各地的灰色败残部队(国民党溃军和投降部队),给与占领地区,使其防止共军的渗透,日军只宜作其后盾。”

    日军华北方面军开始积极推进招抚阎锡山的“伯工作”。日本防卫厅防卫研修所战史室著《华北治安战》记载,双方“进行得非常密切,事实上双方的联络已成公开的秘密”,并曾两次缔结停战合约,进行多次物资交易。日军对晋军进行的分化瓦解工作中,“获得很多俘虏和投降部队,以之改编成山西剿共军两个师”。

    1942年12月19日,华北方面军第一军司令官在兵团长集会上训示“伯工作”的意义,在于“通过阎锡山的加入南京政府,以促使抱机会主义态度的反蒋将领挺身而出,从而打开重庆政权崩溃的缺口”。虽然日军对阎锡山诱降的“伯工作”最终失败,但据曾任日本第一军参谋回忆:“……让无害的山西军存在,其本身就具有重大意义。”但另一位参谋土田穰大佐也承认:“日军打击了共军,然后让山西军进驻共军力量已被削弱的地区,使之担当剿共建设的任务,果能如此则甚为理想。但是,山西军非常软弱,缺乏战斗力,即使同少数共军作战也只有失败。因此,把山西交给山西军,不能指望能起到防共壁垒的作用。”

    1943年,日军对解放区的“扫荡”更为频繁。仅晋察冀根据地北岳区一地,一年遭到12次“扫荡”,最大的一次“毁灭扫荡”历时3个月,日军用兵高达4万余人,并动员了所有的汉奸特务组织。

    日军战略目标的转变使八路军游击队在1942至1943年遭受重大损失。然而在人民群众的坚强支持下,八路军和游击队不但顽强坚持下来,并在暗中逐步恢复。日军战史记载,在大扫荡后,“表面上尚未达到恶化的华北地区,从1943年后半年起,由于中共军的活动突然增多,治安开始急剧混乱。”“1943年中期,分驻各地的日军部队,铁路警护队、华北绥靖军部队等,几乎都被封锁在各地的驻地,有的附近就有共产党恐怖横行之处。至同年末,治安更加混乱,不仅小队、中队,就连大队部有时也成为了中共军夜袭的目标。”“对河北、山西敌根据地展开了大规模的剿共作战,虽然取得了很多战果,但终究同以往几十次反复剿共讨伐作战一样枉费心机,未能取得决定性的持续效果。”

    “兵民乃胜利之本”:并非“怪魔”的游击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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